杜申钊说道：“我被分配到列维姆瓦纳瓦萨大学教学医院，那是当地一家省级综合医院，无论技术水平还是设备配备上仅相当于国内乡级医院水平。列维医院口腔科仅有两间诊室，约20多平方米，共有八位同事，两位口腔医师，四位口腔治疗师，两位口腔助理。两位口腔医师负责技术指导，日常工作由四位口腔治疗师和两位口腔助理完成，遇到棘手问题由口腔医师完成。

　　当我走过列维医院二楼西头口腔科门诊时，经常会听到一声声亲切的呼唤“Please Dr DU, Please Dr DU”,那就是当地患者在等着让我诊治。”

　　他说：“我所在的口腔科室的设备和器械配备简单。两台口腔综合治疗椅，基本功能属于瘫痪状态，治疗椅不能上下和前后移动，仅有一只高速涡轮手机和一只慢速手机，而且高速涡轮手机不能出水，如需钻牙，则有助手在旁边用注射器向高速涡轮手机滴水，以防止产生热量。另有一台高压灭菌器，承担着口腔科器械的消毒，主要消毒拔牙钳、充填器械和口腔治疗盘。口腔科所谓的无菌柜，就是一张普通的桌子，经过高温高压消毒的器械，分类放在不同的抽屉里。

　　通过几个月的工作，了解到列维医院口腔科主要就诊的病种主要有三类。第一类，龋齿是就诊量最多、最常见的疾病。第二类是颌骨外伤。第三类为口腔颌面部感染。

　　当地医生对龋齿的治疗通常采取拔牙治疗，这样的治疗方法可以解决患者暂时的疼痛，却不考虑患者拔牙后因缺失牙引起咀嚼功能下降、牙齿移位、咬合关系紊乱等等一系列问题。由于拔牙器械的局限，当地医生拔牙方式很粗暴。大部分牙齿用牙钳直接拔除，若遇到牙冠缺失过多或者拔牙过程中牙冠折断的情况，他们常常采取去除牙槽骨，暴露牙根直接拔除牙根，这样经常导致牙槽骨丢失过多，牙龈撕裂，出血多，肿胀严重，愈合时间长。在国内遇到牙齿龋坏，通常会保留牙齿，清除龋坏，再选择适当的材料充填龋洞。如果有牙髓症状的龋齿，先进行牙体牙髓治疗，然后充填龋洞，牙齿龋洞过大，则做牙冠修复。”

　　在交谈中了解到，当地医生解释他们拔除龋坏牙齿的原因，一是病人有立刻止痛、省钱的要求，治疗龋齿需要更多的费用和多次复诊，病人没有钱也没有时间复诊。二是医院缺乏器械设备，没有治疗牙齿的器械和工具材料。了解到这些实际情况后，杜申钊耐心讲解微创拔牙是现在流行的拔牙术式，像牙冠完整的单根牙齿，直接用拔牙钳拔除，对于多根牙，采用分根拔除，这样完整保存牙槽骨，牙龈没有撕裂，术后症状轻，愈合时间短。

　　杜申钊说：“每次遇到多牙根牙齿的拔除，我采用微创分根拔牙给科室同事示教，每完成一次病例示教，科室同事都会竖起大拇指，啧啧称赞，异口同声‘very nice，very nice’。我选择医疗意识较高的、经济状况好的患者，利用科室现有的器械和材料，对科室医生进行龋齿的牙体牙髓治疗技术的培训，慢慢改变当地医生治疗牙齿的思想意识，提高他们的医疗技术水平。当地医生很高兴的接受先进的治疗方式，积极主动要求手把手示教学习，每次都会给我鼓掌。

　　针对口腔颌骨外伤，因缺少微型钢板，不能进行颌骨内固定，当地医生通常利用不锈钢结扎丝直接结扎牙齿固定，没有颌间牵引，很难使咬合关系完全正常。我利用科室现有的牙弓夹板进行牙齿固定，然后通过颌间牵引，使患者骨折愈合的同时恢复咬合关系，使预后恢复正常咀嚼功能。”

　　在谈到赞比亚的生活，他讲道：“医疗队员来到赞比亚，首先要过三关，语言关、疾病关和生活关。语言上由于许多病人讲当地语言，沟通交流有困难，工作上不适应也很头疼。同时赞比亚艾滋病、疟疾、霍乱等疾病发病率较高，队员们在诊治疾病时自身的健康也面临一定风险，同时生活上由于没有配备司机和厨师，医疗队员的生活出行都需要靠医疗队自己解决，我就承担了这项任务。

　　刚到驻地，两眼一抹黑，分不清东南西北，我主动为医疗队外出采购，从柴米油盐开始采购，安定队员生活。由于赞比亚驾车规则是靠左行驶，方向盘在右侧，和国内刚好相反。首先克服以前的驾车习惯，从新适应新的交通规则和新的驾车模式。采购所需物品哪里有？去哪里？我去下载手机地图，搜索采购地点，由于赞比亚的生活习惯和饮食文化不同，一部分物品不容易采购到，需要寻找多家商店，才能采购到需要的物品，常常错过吃饭时间。

　　开车外出采购过程中，我还发现医疗队的车辆有刹车不灵、异响、方向跑偏等等一些故障，就四处打听，最终联系到修车的中国老板，对每一辆车进行了检修和保养，解决了安全隐患，保障出行安全。”

　　五星红旗是中华儿女的自豪和骄傲，也是每个身居海外工作侨胞的寄托和安慰。我们中国医疗队是援外的使者，医疗队的队徽镶嵌着我们的五星红旗，医疗队的队服同样印刻着我们的五星红旗。

　　杜申钊说：“在异国他乡，每次看到我们的队徽，每次穿着我们的队服，心中总是洋溢着对祖国的自豪和骄傲。然而刚进入驻地，见到我们的五星红旗缠绕在旗杆的顶端，不能随风飘扬，每一位队员心中都感到无比的低落。由于无法移动，无法取下国旗，队员们出谋划策，有人建议爬上旗杆去解开，但旗杆太高并很细，不能承重，出于安全考虑，放弃这个建议。有人建议先把旗杆放倒，解开后再竖起旗杆，可是旗杆下面是和水泥浇灌为一体，需要切割断旗杆，由于没有工具设备 ，放弃这个建议。还有建议，利用路政的升降车，直接送人到旗杆顶部解开，但初到赞比亚，这里又没有升降车，去哪里可以找到。

　　后来，我主动承担起这项任务，利用外出采购的机会，到处打听，拜访多家中国企业，一周后，终于打听到在赞比亚的一家中国企业有安装路灯的升降车，我们上门拜访，请求帮忙。企业得知我们的困难后，派来了升降车，解开旗杆上面缠绕的五星红旗。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全体医疗队队员，迎着升起的太阳，唱着国歌，升起了我们的五星红旗，每个队员露出灿烂的笑容，流露着对祖国的自豪和骄傲。”

 

　　作为一名援外医疗队员，杜申钊尽自己所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好中赞友谊传播的使者，不忘初心，不辱使命，为赞比亚的医疗事业做出贡献，为医疗队工作默默奉献。他和队员们牢记祖国的重托，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克服许多在国内想象不到的困难，以忘我的工作态度和娴熟的医疗技术，为赞比亚人民诊治疾患，赢得了赞比亚医疗界同行的认可和人民群众的赞誉。他们在完成诊治疾患的同时还通过言传身教传帮带的方式毫无保留地为当地医生讲授诊疗技术，是中赞友谊的民间使者，也是值得传颂的榜样！